“陈新亚说人”目录

 1. 吟方集小引

 2. 廷华先生集序(为2001年文化艺术出版社 李廷华著《中国书法的人文处境》作)

 3. 为“书法”的汉字“赎身”——读贾平凹书法偶感

 4. 跋朱建国兄书法集

 5. 耿鸿钧先生书法序

 6. 彭建勋的书艺修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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吟方集小引

  吟方兄总住在北京的红楼里,编那本《文物月刊》。或刻印写字,习画作文,似很少踱出他那份恬淡。与之相交也四五年,迢迢京汉间,相晤不过二三次。每思之,辄耿耿。然亦知两人之心未尝隔也。
  夏初,吟方来示,欲将近年所作之随笔,集成一册,“乞小引”一篇。先,吟方以最初作文得乃师刘涛鼓励之故,请“引”于乃师。乃师默然,竟以“人太熟悉,难免有过誉而无益之词”推之,却以新亚荐。我读吟方之文,固后于涛师,却因性情不相远,而嗜于吟方之文也,更有甚于涛师。然而,不知何故,历数月,曾几次拿笔做“引”,都未做来。
  今年之夏,酷热。即使开着空调,亦汗腻不爽。为了做“引”,沏好茶,翻阅报纸上近年我所编发的吟方之文,一读一饮。一篇读罢,汗为之去。
  吟方之文,多记其曾经的人情物事,篇篇渗透着一种温馨的缅怀之情、感激之意,或惆怅之绪,丝丝缕缕,幽幽折折。如同秋夜月下,从远处林中飘来的隐约管弦。这种情境不震撼人,却暗地感染人。每读这类篇什,我便被那淡远的叙述所迁移、化解;望着手中烟篆,忆及曾经过往的许许多多人人物物来,身心便耽在那里,木然。——因每叹吟方之作,特是启我心扉,与我构思,代我措辞耳。
  我尝谓:人的性情,即其生存方式。凡善忆善怀之人,最惜缘份,从不辜负其千载遭逢也。彼胸中总有一段光明,心头常有一股热,故也必善知人,善容人,善待物,善体物,必于人生多咀嚼;其生命品质,生活趣致,亦将有胜于人者。因之,其观人,其游艺,皆多诗意,皆是文章。无论外在形式如何素朴,其中自有为人所不易目测,不易会得之深意焉。
  今之寄身市尘中人,大率为所谓事业透支着精神,使五官失味,五脏劳瘁。而独能于此中得自在者,其唯简远乎?吟方君善文,但不自逞于文,故其于文也不常作。若有所作,必有深趣。(其于书画篆刻亦然:非与其情性相发、生活相关之词句、物象,皆所不取。)即使评说当今艺坛人事,亦重在感触的描述,性灵的弹拨,从不骄人以大道宏论。我知吟方于书道画理砚阔思多,于攘攘艺界亦有青目白眼,而特于文章清洁含蓄,只作边缘人语,或过去时语,非欲与世有所规避,亦非不思前进。实则,是根本固而自树者,欲寄淡于浓,处繁以静,如红莲之于污泥,不相染而反照之也;是善自尊贵者,藉周观内视,而自为提拔者也。
  吟方之文渊于情,饶于韵,入于素而出于雅。若非深得于人情物理,化浓繁为简淡,哪得笔笔清真,篇篇灵醒!新亚勉之矣。南人北居的吟方君,尝自谦所作“多客子故乡这思,不很入世,欠热烈”。然非性情中人,欲强为寂寞旅客乡思文,其矫情也必矣。至若积热于中,贞若处子,笔底刀下俱是丹心碧血,此又何必故乡、何限故乡耶!新亚勉之矣。吟方与我交有年,从不以私事劳我,平常书信亦甚节约。但有信来,或评点我所编文字,或示我以读写新得。倘有好书,辄寄我读。肯为朋友相删补,窃每为之庆幸。拙作偶见发表,其必致书曰“读过”,却一向不多誉美,或只说:有新意就好。因尝疑其薄我。今以“乞引”之故,知其厚我者,在彼而不在此也。吟方作人待友之不俗,从可见焉。新亚益其勉之哉。( 陈新亚 1997年中秋前日于武昌)

 

廷华先生集序

(为2001年 文化艺术出版社
李廷华著《中国书法的人文处境》作)

  当代书坛的上空,呼呼聒噪着一种风声:“展览……展览……”。书坛的平面上,忽啦啦触目皆是此景:众多书法作者,紧紧张张地,肩扛一卷宣纸,腋下一支毛笔,左袋一瓶一得阁,右袋一本唐人诗,在一份书法报刊的广告引导下,满怀被展-入会、或拿奖的急切期待,喘喘然向某个展览奔去……。这样子已经好久。我们的书人,都差不多成了这个“书法展览时代”的“投稿虫”。今日奔向东,明日奔向西,后日奔向南,再日奔向北。马不停蹄,昼夜奔忙。
  而另一面,在书展“展牌”背后,那些个展览主谋者,在忙罢此一展事大致日程之后,一壁“总结”之,分酬之,嘻嘻哈哈;一壁接着谋划彼一展事,又将紧锣密鼓,日夜突击,按着不同“投稿虫”的现实愿望、肠胃需求、经济能力,酌定不同级别作品评审的收费、获奖额,敲定给予入选者以何种待遇,证书档次等;当然,不忘记拟订诸如“公正、透明”之类口号,以及评审标准、细则之类应景东西……料不多时,这些“书法餐厅”的大师(傅)们,就会将系列的花色繁多、香气袭人的时令菜肴,摆满厅堂。
  展览越办越密,投稿越投越众,花钱-赚钱,自是越来越多。显然,我们的书法,也已渐入于“消费文化”之时尚佳境矣。(然而,众所周知,展览的艺术水平,越展越平;作者的文化体质,越练越糟。)
  这还仅仅是当下书坛之一面;其他方面景况如何?同样不容乐观。那么,又有几位“业内”人士,在真正关注、思考这“繁荣景象”之实质,及其背后的问题呢?
  ——我想起了李廷华先生的那篇文章:

  《中国“书法运动”的演进与危机》(《书法报》2000年第1~3期连载)。我再次细读这篇文章,并作了一个用词的统计:全文六七千字,其中出现与“文化”二字相关之词,29处,与“精神”二字相关之词,13处。仅从这层,我分明感到了作者,对当前“书法运动”之积弊、书法文化亏损的深思与焦虑,也感到了作者于“书法精神?文化人格” 建构的执着理念与呼唤。从而,再次印证了几年前,我于《书法报》(199 . )上,转发他那篇《永远的高二适》的当下判断:似这种文章,这般风骨,不仅编者需要,书法报刊需要,书坛众生需要,更是流离漂泊的当代书法精神史的迫切需要。
  由此,我始明白,廷华先生近六七年来,为何一直不断地采写着前辈文艺家,反复阅读钱钟书等,更将其笔触返入书画史,去作系统探究和体验——其行动之着意处,不是在独自寻觅某种被当下书人失落的书道根蒂,那种笔墨生活中人本色的书生意气么!那种清洁,那种简远,那种宽博,那种温良诚朴,以及那种柔情,与浩然从容的狂狷,还有那曾为吾华文明所独有的高贵气质——廷华先生之深心,从可知矣。其上下求索,亦苦矣;虽然,吾固知其内心之乐也。
  廷华先生之文章风骨,思想膂力,发于他的人品艺概,文化情怀。他本作家中人,视野阔,器识高,文笔练;虽“平生意气重柔翰”,涉足书艺,却又非活食于书法,故先有独立自由之精神在焉。对可歌者,歌其所当歌,体贴入微;对可恶者,尽其恶以恶,“书法不隐”。最是那独敢直面书坛之疾,独能创写针砭之文;纵触及当世权贵,亦“勿视其巍巍然”也。——此种潇洒侠气,可任之者,“业内”写手,曾几人哉!
  非斯人,不能斯文。微夫子,吾谁从之。
  ——廷华先生拟将近年文章结集出版,而以一夜倾谈故,竟敢要新亚为其序。新亚却不敢不敢也,谨序之。

2000.11.2.于武昌东湖

 

为“书法”的汉字“赎身”

——读贾平凹书法偶感

(2001.6.陕西旅游出版社《贾平凹书画艺术论》约稿 马河声主编)

  “在麻雀眼里,狗叫是病句;在狗眼里,麻雀的声音也是病句。诗的语言就是要洗去尘埃,让每一个字像元素一样重新发亮,让每一个字从字典的、历史的、专业的裁剪中赎身出来,重新成为处女。”(《天涯》2001。2。《天涯之声网站近期热点:关于海子诗歌“病句”的讨论》 网友王怡语)
  对贾平凹先生的书画作品,似也当作如是观,不可仅用专业的书画眼去看的。他自己也曾坚持说:“我写的是一些汉字,不是书法,我也不要书法家。”(《贾平凹书画集自序》以下简称《自序》) 这话该是真诚的。事实也是如此。在平凹先生的书画作品中,有一个大“无”:无荆关董巨、黄吴倪王,也无二王颜柳、苏黄米蔡,所有的书画程式与法度,对平凹先生而言,皆不过如“麻雀眼里的犬吠”而已。这并非说平凹先生“胆敢独造”,而是,他之于书画,不过“小玩”罢。但他的玩,与其说,是面上的随便或无奈之应酬,藉此消遣一种自负与闲愁;还不如说,那是骨子里,期于完善某种唯“文坛著名病人”——身病只是其次,更主要是心病也:对人生、对家国、对文章等常怀的一种忧思和惆怅——方有的传统式文化人格,期于隐曲地表现他那种独特的人生关怀。所以我说,平凹先生书画本身,尤其在技术、形相方面,尚未构成其独立品格;但由于在这种无形无相的作品背后,如丝如缕地牵挂着作者的人生体感与审美情思,却大有“我”在焉。而这一层,恰恰是当代诸多书画人所缺乏的重要东西,正如身体之缺碘缺氧也。
  “我坦白招来,我没有临习过碑帖。当我用铅笔钢笔写过了数百万字的文章后,对汉字的象形来源有所了解,对汉字的间架结构有所理解,也从万事万物中体会了汉字的趣味。”同时,“毛笔和宣纸使我有了自娱的快意,我开始读到了许多碑帖,已经大致能懂得古人的笔意,也大致感应出古人书写时的心绪。”(皆见《自序》)——但我仍然认为,平凹先生所“懂得”的“笔意”,可能是非书法内涵的,那是先在于作字当下的;他所“感应”的“心绪”,也是非手笔之触觉的,而是贯彻于平素生活中那难解的忧思。这主要是由平凹先生的文字禀赋与书法态度所决定的。
  近七八年,笔者为了从书写技巧的层面,去体验古人的笔意与心绪,一直坚持着将毛笔用于日常书写,如书信、作文等,且尽量用现磨之墨。久之,确也体会到那种心手两忘而双畅的自适感,或达于笔墨形相的自然态,这尤其体现在与好友写信之时,可谓心语手说,表里合作,共时达成。但若在所谓“书法创作”中,这种境地是很难达到的,哪怕写的是自家的诗文,总归是在“抄录”耳,诗文先在于手笔,亦左右着手笔,故心、手、诗文这三者,在书写时总非共时态,其书法形相之难臻自然,便可推想了。
  从悟道方式看,笔者只是借助一种手段(将书法生活化),去渐修渐悟,以期于道,因我完全是从书艺立场去体味“书意”的。而平凹先生的书法,却是直指本心的,直觉地、几乎凭空顿悟那“书意”的。故其作品,以意统形,即超越书法的形、神,而直指本意。这一“本意”,即由书作者的文化人格、人生体感所化生者也。这类“书法人格”,在近现代作家中曾不少有,如鲁迅先生,茅盾,沈从文,汪曾祺,孙犁等等。鲁迅其文,如剑戟匕首;其字,却如大儒大妇,温厚谦恭。此即源于那颗大慈悲心,大怜悯心。所谓“字如其人”,当由此地观之。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大雅之作;一般书匠之抖擞毛锥,哪里捏捉得来!沈从文先生平生文字,小说散文,美丽极,纯洁极;后期转而研究古文物,著服饰史,仍是咏叹先人的美丽创造。而他一生操守着的那一笔小章草,最是与其文其行相配:端谨致密,不激不厉,那是怎样的高贵心眼与典雅风规哩!平凹先生的时代固然去先贤书写环境甚远,在笔墨技巧上亦不及先辈的积蓄,要说心志,应是颇为近似的。
  平凹先生对当今书坛的批评,虽片言只语,却颇中肯綮。“当今的书风,怎么说呢,逸气太重,好像从事者已不是生活人在而是书法人了,象牙塔里个个以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人自
尊,博大与厚重在愈去愈远。”(《自序》)这种“逸气”,与其说是欲逃传统樊篱,不若直截了当地说,是在躲避现实,是面对生活实境与纷攘的物质世界,不知如何措其手脚,甘于无思想、无自觉地活着,包括对切身的文字生活与生活文字,皆麻木着。这如何厚重得了!我们书坛确有不少“高人”,并不真正懂得在书写的背后,应站立着一个不断修行的人;而只知装模作样地摆弄几个汉字,这又正中平凹先生所言:“当今书坛,兴江南之风,重于形式,过于柔弱,虽北人多有反对,却作品江湖气浓烈,乏于清正。”他又说:“艺术精神体现于觉悟,觉悟源于生命的体验,或沈雄,或空灵,不是故意为之的。漂亮一词可能出自于对灯笼的描写,灯笼之所以漂亮,在于透光,但透光不是灯笼的事,在于笼中的蜡烛。”“你见过大山上装饰盆景吗?你若有一袭长袍,或许是青布做的,你肯为了华丽,用一块丝绸做花边吗?大方之家自然是从大方处蹈,若太重趣味,终沦为小器。”(以上见贾平凹《致李 》)
  其实,每个人的长袍都有花边。平凹先生“书法长袍”的“花边”,是他的小说,他的散文,以及他的古玩。无论是对小说散文,还是对书画古玩,他都是玩儿的“心法”:借小说散文或书画古玩之柄,去体验人生,把握自我。而语词的雕饰,笔墨的捏捉,皆所不屑也。其书画,甚至连倪高士(瓒)之所谓“聊抒胸中逸气”也不是;只类似于齐白石之“胸中山气奇天下,删去临摹手一双”,类于老庄之“无为也尊,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。”
总之,平凹先生书画的价值,并不在于书画本身,也不在于那是名士之迹。但读读其所书之句子,便会于笔墨之间,见得一种古雅苍茫之气(其字画本身并不足具所谓苍茫古雅形质,是书画背后的天地大文章在起作用吧)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他的书法,正是从我们书法的青楼里,将每个汉字“赎身出来,重新成为处女”的。
  我最欣赏平凹先生书法的,便是他的不做书家秀,及其早在其文其行中所流淌着的厚朴坦诚——唯真名士能简朴,是大方家不多雕。

陈新亚于汉上观莲堂草
元年四月十六夜

(注:文中引语见贾平凹《敲门》,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)

 

跋朱建国兄书法集

  黄石的书法同仁,水平极高者,很多。但少有作纯草书者。几年前,经学兄鹏振介绍,尚未相识的建国兄,来到汉上,并带来所书一大卷。拜读一过,这才知道,有能草书者,在铁山。
建国兄极勤奋。他的工作极忙。但只要有机会出差来汉,一定会带来一叠新作品,养我眼神。他尽讲客气,常不耻下问;我不知深浅,辄妄为人师。交流半天,各有所得而归。建国兄大草与时俱进,新亚也因之不敢偷玩了。
  建国兄草书,古则取资怀素,近而参意毛泽东。草法娴熟,用笔圆紧;气味纯正,韵调清远。最善于将飞动圆劲的线条,与沉着稳实的点画,作对比处理。使书写过程中,矛盾时现,相克相生,而又能时时将之对立统一,归于冲和。故其作品所表现的挥运节律,十分强烈,视觉效果颇佳。读其草书,常能使人想见其挥运之时。
  不少人以为,草书就是快写,就是连绵不已的勾圈。其实不然。写得快并不难,难在能于连续的书写中,有恰当的断续标点,既要写出好的字形来,又要表现出一种节奏。这种节奏,好比拉二胡,拉响它不难,但真正地把握好弓弦的轻重缓急,音响的抑扬顿挫,那可不容易。这轻重缓急与抑扬顿挫,才是美不美之所在,才是气韵生动之所以。建国兄于此处,当是独有体会的。
  人生的精神寄托,可有多样方式。但若从事一项文艺的学习,大约其韵味是最为永远,其功夫是最可持续积炼的了。建国兄于诗词创作,已是进乎技巧,能直接表达其生活感触了,将古雅的诗词与现实的生活串在一起。在那里,已是一种自由境罢。而在草书里,他也正孜孜不倦地锤炼着笔墨,拓宽着思维与感觉空间,欲向书写形式的丰富多样,笔墨意韵的深厚淳博问道。我想,他今后的日子,将是怎样的紧张与丰赡呢?而他于书法中的道行,亦自会日益高超。
  建国兄诗书集即将付梓,命新亚也说几句,因附其尾云。

  陈新亚于汉上想山住馆
  2003.5.16

耿鸿钧先生书法序

  年近古稀的耿鸿钧先生,将要出版书法集,嘱晚辈新亚作序。这颇不合规矩,“非法”也;而晚辈竟然敢序,知其“非法”而为之,则是“无法之法”,或曰“非非法”罢。
  认识耿先生,是1999年在呼和浩特。一面之交。当时交谈不多,只知先生擅于文史。我的印象,主要是那副修颀、正直、清癯的身板,与儒雅、敦和、谦静的神情。却不知其人。
  尔后,因《书法报》之需,约请前辈写了几篇文章,介绍内蒙古地区古代少数民族的书刻。其文皆佳,极可读,所谓文史相发者。前辈每次寄下文稿,必附手示,一再叮咛:某处评语妥贴否?请予审定;某处本意为何,表述似欠妥,乞改之云。或过不几天,又来函或电话,请将某处增几字,某处删一行;或某标点当如何。于是,我知前辈之严谨精细矣。若新亚于文有所涂改,待其刊出,前辈必有书来,称此文多分几段,尤见层次;某处删去了数字,更为切当……于是,又知前辈之虚怀诚挚矣。平常时,也每有书来,示之新亚:近于某报读得先生某文,如何可嘉;或告:先生所编报纸,近期某处错否?某处宜作更正云。又,新亚近年日常文字,皆用毛笔书写,本只是一己偏好,竟屡蒙前辈欣赏,几番点评,既而专为撰文,表彰于报刊之上。以此,新亚不知不觉间,于工作不敢不更加审慎,于自修不得不愈加勤勉焉。于是乎,我益知前辈对我之谆谆如、殷殷如也。
  年初,前辈命我“非法”作序。从索来的多种资料中,方得较全面地读知先生:除长期研习书法外,更能诗词,博涉文史,多所著述,厚有发表,并主编过《文史丛刊》等几种刊物,还曾任内蒙古文史馆副馆长,……方知前辈之峨然高哉,方知其时时深省于己、琢磨于文、谦虚受人,所行者无非孔夫子所谓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”之古君子风也;而这位先我闻道数十载,却绝无长辈相,从不倚老卖老的耿老夫子,对新亚的称赏或者“请教”,原是意在鼓励、提携为多也。新亚益敬夫子矣!
  近些年来,我耳闻目睹甚至亲历过书坛的种种人事变相,愈来愈感到古人所言“苟非其人,勿论其书”的深刻内涵,也日益真切地感到了“人品?书品”中,那人品的重要性。通过耿老夫子的精神人格,我对此又增长了一分信念。
  我看夫子书法,蕴藉,儒雅,冲和,一如其人。体格清正,笔墨醇和。楷书深得颜真卿之厚重,而出之以圆融;行草淡宕婉畅,用笔丰富,收放自如;尤其是那颇具章草意味的创作(如苏轼《水调歌头》等),内含豪爽,神思俊逸。虽不多见,读之但觉其敛衽含毫、雍容挥写之际,有一种豹伏象奔意象,隐约于纸上。所谓“冲和”,在这较为规矩而简约的草书体格反照下,显得尤可品味。这大约是夫子一向所追求的中和之美之自然流露吧。前辈常要新亚“毫不客气地提点意见”,这里即建议曰,可否将这种章草调式的创作,再作进一步锤炼与发挥?往往,有不少书家,平生所求者在此,而一旦所发者却在彼;万分着意于此,不期然而然者乃彼。“彼”者,性也,自个儿性情使然也,积之厚而自发者也。若常于“彼?此”间觉之,便又高上一境。那是“天人合一”么!
  耿老夫子曾在《耳顺之年话学书——书坛漫议之九》一文中说:“‘六十而耳顺’。人到了这个年龄,历经风霜,知晓人生百味,已不像年轻人那么心傲气盛,更能冷静地听取不同意见了。由于经验和知识的丰富,鉴别是非能力的提高,回过头来看自己,也更易发现问题。”接着,列述了几位道友曾给过先生的指点和他之思悟。从此文及近年的通信中,我深深感到了夫子之笃诚、之为学不倦,以及自厉自取、“过而不惮改”之精神。于此,已在“书道”之上矣。晚辈夫复何言。要说,也只能对年望古稀的耿老说:请先“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”!书法是心?手?脑相调谐的艺术,以年岁言之,少年无知,不等脑动,便信手涂抹,发乎情易,而止乎礼难;老年每欲运笔,辄思过半,常不肯信其手,或又情为思抑耳。故亦不易见真心(性)也。前辈功夫自在,若能够信任手笔,少费思量(以跳脱固有技法与审美圈圈),便在那“随心所欲不逾矩”中了。
  ——耿老先生命序于晚辈,庶几乎“随心所欲”耳;而新亚之序也,“逾矩”矣。
  2001年立夏夜午 于汉上三九室拜书

 

彭建勋的书艺修行

  华人德先生以近年不为人写评介文章和不便为自己学生“居高临下,多说好话”之故,致书新亚,嘱为其学生彭建勋的书法写一评文。华先生在信中说:“彭建勋貌寝而不善言辞,在小地方要为社会所知太不容易。但是他多年作闾里书师,启发童蒙,也培养了不少人,有些学生亦已在乡里课徒糊口了。……彭建勋之字,虽未脱时风,然亦非蓬首垢面或搔头弄姿者;其谆谆课徒,实为社区教育之一种,对提高少年儿童的素质、及数年后仍可有人喜欢书法、懂得书法起到一定作用。故望兄为之揄扬”云。
  仔细品读彭建勋的书作,十分赞同乃师的评点:“非蓬首垢面或搔头弄姿者”;若正面言之,即笔墨清洁也,意气纯正也。
  近些年全国诸大展所推出的作品,给人有一个颇深的印象:许多作品黑气充斥,一副赃相,且扭捏不已。黑因笔墨浑浊,赃在笔锋软散、点线破败,而扭捏哩,体现在点划间多乏笔势递应之必然性,字行间亦缺少艺术构成的有机性,故作品的书写性、时序感及给人的节奏想象空间,均因此丧失。读之无多深味。——若以此比观彭建勋之作,固然也在时风(如风格取向)中,但其主体格调,爽爽然已居俗尚之上。他的作品里,极少见到时人作行草时那频见而无谓的大摇大摆的抛勾或连带,也极少故作洒脱的散锋兜转,或大角度的斗折冲扫;虽也不免使气之处,却不流于张扬鼓努,终能含蓄。——以上所云,似不过一二技法问题,实则,“时尚”正生存于某一二小技的普遍化和滥用之中,它反映了一部分作者于技法选择背后的审美智障。同样一种流行中的技法,用不用,何处用,显然用之还是用而不露痕迹,这既可见出作者的风格个性意识,亦可“表现”其手笔敏感与技法调控能力。如在彭建勋的斗方朱熹诗中,廿八字中有七对字连写,而通体观之,却不觉其勾连;又横披周总理诗,一字不连,却暗里揖让,通篇通融,潇洒一片。这种效果,在任笔所之者是不很容易达到的,特别是在斗方、横披这种被当今的大展与展厅所冷漠的幅式上。由此,不难见出彭建勋的审美寸度:痛快而能沉着,雄放复能婉转,点划震荡而不损其肌质。可见他对颜真卿、米芾、黄庭坚、王铎等行草书的取资,是避开了诸家习气的,同时也未过多地沾染时人的习气。这并不简单,这全凭作者有主见。
  彭建勋于书法孜孜不倦,一片笃诚。他八岁失怙,母亲告知乃父亦十分喜欢书画,因而灵苗萌发、情系于斯。他曾下放农村近十年,无论作记工员,或采矿、烧窑,还是回城后住在矮破的地震棚里,都不曾放弃习书;近十五年中,于少儿书法传道授业,更使他对书艺多一分研究之心。他于书法创作之虔敬与激情,尤为深炽。即如每届大展征稿,他均以全副身心投入创作,绝不肯马虎一回,甚而一次陆续投稿十数件,希望藉此证实自己某种构想之佳否。这颇令人感动,虽然不免几分“傻气”。确实,彭建勋是个为艺术真吃得苦、耐得烦的人。同样,他的少儿书法教学,成果屡出,不少学生在全国获奖,或后来考入大学书法专业,或因书艺有成被异邦邀访,等等,亦无不与其肯吃苦、耐得烦相关。
  我羡慕彭建勋有很好的老师:华人德、储云、刘恒。现于今,德艺双高之师实不易求,如好空气一样难得。如果我有这样的老师,就不再急躁了: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将慢慢请教吾师,如何更远离时尚,如何更有定力以静修心性,如何进一步丰赡我的艺术表现技巧……总之,当以一个大书家自期于将来,于吾师无愧,而有献于书道焉。
  2001.7.12.于武汉水果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