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新亚观点谨按:
这里发出的几篇文字,多是朋友偶然读过有关报纸后,录出而发上网,或直接传与我保存的。因为我打字极漫且苦,不太亲近键盘,不会网页制作。还有些文字与一己偏见,自己倒觉得有点意思,包括艺术方面的,生活方面的,文化方面的等等,颇欲与朋友们交流并聆听教示,可是没机会录入发在这里,等日后有空再续来罢。
非常感谢小汀堂画廊的大力帮助,为我设计公布这个专门网页。
陈新亚敬启
2004.2.25
陈新亚观点目录(待补)
1. 书画“发展”另议
2. 毋先天成 (刊于《书法报》《兰亭》)
3. 新年说守旧(编辑手记)
4. 作字先作人(编辑手记)
5. 《家》(《书法报》1995.2.12)
6. 胡子记(1996.4.17《书法报》)
7. 黄石印社首届社员作品集序
8. 私
书
9. 一件作品 一张网
10. 转型时期书坛的体制性弊端
11. 失“信”
12. 我的书法生活
13. 网上答友人语
书画“发展”另议——答网友
新亚谨启:
对某种已在的艺术,私以为是不太有必要追求“开发”和“发展”的。她既然能自成一体,为一些人所热爱,所认同,所痴迷,其中必然寄寓着创作者人,与此种艺术相关的材料,工具,媒质等等,各种因素、元素之间,在精神感觉,思维体验,视触肌理,韵致节律,有一种较为圆满的,相生相发的,神妙的契合与天成意味。这种契合与天成,足可自娱并娱人。艺术的最主要功能,我个人认为,首先是娱乐,是给人们的一种娱乐方式;而不是为了教化和认识的。当然,更不是为了象政界的求事功,和商业的求新异吸引顾主谋求利润。
故若言“开发”,“发展”,也应只是随其自然才好。
因为“开发”,“发展”,可能会破坏其本来的完美性的;现在,之所以大力讲“生态”环境的重要性,不正是因为前期的开发,发展么。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,需要好好保护,而我们所喜爱的艺术,其生态环境,也应是需要好好保护的。没有国画,谈什么中国美术呢,便也不好说西画的优劣了。
但我这里并不否认,每位画家在国画中,画出其个人性,个性化的东西来。
其实,个人化,个性化的东西,大概就是人们常常说的“创新”罢。许多人似乎将“个性”与“创新”“发展”弄混了。(有时,往往只很历史使命感地要“创新”,而忽略在艺术个体来说,只能做到的“个性化”。)在一种艺术样式之内,对照古今,我作出了我自己的性格,便是个性化了(这是很难的)。无疑,这个性化的东西,不仅是人对这种艺术的“发展”,同时也是艺术对人的这方面感觉——思维的开发;无数个个性化加在一起,则艺术与其创作者——人,不都得到极大极大的开发与发展了么;那么,历史地,发展地看,我们的国画史,就是一个不断被历代书家个性化地“开发”和“发展”的“创新”史了。这样的话,我们今天,忽然将流动的历史截流,静止地说,国画已是穷途末路了,不是有点非历史唯物主义么,不是有点“我们就是历史的终点”么!
问题只在于, 我们搞国画的,是否把画搞得到家了:审美水平是否不一般了,技法是不是得心应手了,是否真正画出自己切身的所思所感了……
切切不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到位,却去责怪中国画已山穷水尽了。(用时新话说,中国画,只是一种经典性的游戏,这与西画是一回事,要玩,就须遵守其规则,规则可作些修订,但不能修得出界了,成为足球或拳击了。)我们要作的,便是先熟悉其规则,然后,玩出自己的特性来。
毋先天成 (刊于《书法报》《兰亭》)
新居附近有菜农。搬入新居时,就叮嘱内子,留心向菜农租借菜地,有工夫种种菜玩。并非指望“绿色蔬菜”的自给自足,却好借这挖地锄草,活动活动那四体不勤的筋骨。内子天天买菜,很快结识了一位菜农,向她讨得一方地。
我家地里所种者,有莴苣,白菜,生菜,竹叶菜;茼蒿,芫荽,蚕豆,芹,韭,大蒜,小葱;以及茄子黄瓜鱼腥草等等。虽然杂碎,却也丰富。这些菜的种子,或买来,或讨得,或邻地所弃,或野外所采。不管从何而来,一种到我家地里,都见长,欣欣向荣。莴苣棵棵高壮,白菜薹肥籽圆;茼蒿之花如葵,百合灿若山丹……
刚来认地时,邻地的老头哈哈哈:见鬼哟,像个种地的?内子将小区草坪剪下的草末,搬一些到地里做肥料,邻人也一再指点,这草还能肥什么,要多浇粪。但是,我们早就打定主意,绝不浇粪,不用化肥,就让菜们凭那净土,自然长去。有虫,也不打药。其实,我家的菜长得不错。或长得慢些,但不矮小于人,且不见虫害。就说莴苣吧,邻地栽苗时,先是大泼一通粪,然后覆上地膜,再于膜上打眼植苗。结果,莴苣中途萎败不少,又有许多叉生枝长茎瘦早花不堪食,终于大批砍掉了。主人原指望莴苣快长好长多卖钱,结果相反。这如何与我那无为而治的莴苣的看相和十分收成相比?至于我菜的嚼劲、真味及内在品质,比一般市上的东西,其好处,就不消说了。内子另有比较,芫荽,韭菜,市上买的,肥而嫩,放不两日,色衰叶烂。是重肥所致。自家所种者,搁四五天,略蔫,鲜绿依然。
——写到这里,按通例,就该发些议论了。我也未能免俗,有老僧之谈——
近读山东画报社的孙犁《澹定集》,有孙老一幅字,吟读再三,颇有感触。
毋先天成,毋非时而荣。先天成则毁,非时而荣,则不果。
化肥与粪,是好东西。若菜吃不消,地受不起,其作用则反。地膜有用,科学不错。若有违物性天时,非时而荣,其不果,其毁也,常不能或免。这些年的书法界,信息过量,培训操急,则如化肥,如粪;各路理论与主义,种种流派,色色旗帜,无不自命学科或科学,直欲转换书法之基因,亦每使得“菜”(书人)如饮激素,或成长于一夜之间,而失性乏品,难保本色;或先天“著名”,漫世卖字,终遭唾弃,旗偃流断;或不时而荣,极尽尊贵,忽被风折,令人感喟。凡此种种,怎不叫人好自为之,多加警觉。
细观我家地角沟边的蚕豆,早着花部分,豆角将圆。中间数节亦曾开花,却雨摧水浸而不果。近杪诸花,又得天而荚焉。我们生于此一时代,书事繁荣,而风候多变,或遇流感,或遭风寒,总也难免。如蚕豆开花,遇晴则果,被雨无荚。此亦天时地利之谓。然蚕豆无知人有知。常言“人定胜天”,我的理解,并非人一定能战胜天,而是,当斯人具有一种定力时,能自我把持,便可以胜天了。
沿书法本来之路走去,按个人一生的长度和节律,计量其艺术长势,这大约就是所谓“澹定”,所谓“定力”罢。
新年说守旧(编辑手记)
此期《兰亭》出版,已在“辞旧迎新”的春节中。按常理,该说“新”了,但想说点“旧”话。
前天接到浙江慈溪读者徐先生来信,他说:
读了你的《作字先作人》(见2003.12.29《兰亭》)这篇文章,感到味道陈旧。我以为,任何人都有权利作字,但未必先作好了人才操笔作字的。况且,历史上好多众人公认的坏蛋,但他们的字还是不错的,甚至比好人写得高雅。……现在活着的人,在书法圈子里,那些功成名就的名家,经常出现在媒体报端的,难道他们先做好了人?……所以,我认为,若不作误导,应该是‘任人作字,不据人品’才好。
这是很有趣的质问,但其中的是非曲直,实难以一二句话答好,姑且将之存在这里,供有兴趣的朋友去思考。非常感谢徐先生对拙文的认真读评。此外,对信中言及的“味道陈旧”,倒想说点“偶感”——
记得上周看陕西电视台的“开坛”节目,一位文学评论家谈到,有人很关心新年有何新变。他则主张多一些不变。他说,“五四”以来,好的传统人人皆知,不好的传统是:每为开“新”,便将旧的全部扫荡推翻重头来。旧制度旧思想,包括古书、古风、古城墙,悉皆废弃,“文革”是极致。事实证明,这并不都好。比如北平古城,一旦拆毁,即永不复有。文化艺术也是,若不凭借前人所筑之基以瞻远攀高,那开来的“新”,总不免幼稚浅薄……这给我的启发是:守旧,当然归“保守”,但也完全可理解为“澹定”,独立特行;不变,似乎必落后,但也可能是持之以恒,是“可持续性发展”。经营一个品牌,须持守宗旨;练就一手本领,须坚定意志。做人,尤其需要讲操守。有些自古就有的东西,哪怕极其“味道陈旧”,也不能不有所守焉。
就说书家写字,不也宜乎有所守哉?若一天自我否定一回,不间断地“创新”着,或落于三心二意,朝三暮四,看风使舵,跟时髦,赶潮流,闹追星,则几年几十年过后,于技法技巧、于风格,能给自己、给社会剩下一点什么呢!故尔,还是很有必要“保守”笔下那一缕传统,包括似乎有些“味道陈旧”的数千年书法文化传统,以及自个儿几年几十年辛苦积成的个性笔墨与风格传统;书法的本质精神也是不宜于妄言新变的。不然,就可能失去自身的背景与根源,真要成为一片轻轻飘飞于高空的烟云了。
今年的《兰亭》,固然也有一二新栏,但编辑理念仍旧:多些对书法的人文关怀,多些与书人生活的贴近。
2004.1.12(刊于《兰亭》第25期)
作字先作人(编辑手记)
因为《兰亭》是副刊,我与同事们在接读读者来稿时,便自然而然地不是太关注投稿人的书法水平,名誉地位,更多地看重文章本身,及其所内含的作者的艺术心境与人生状态。这便使得我们越来越能够感受写稿人、以及许多身边书法朋友对艺术的那份真诚,执着。在平凡的甚至困苦的生活中,在忙碌与无定的作息之间,仍不肯忘却对自己精神境界的提升,仍时时拿起笔来练字,荡洗心神;仍摆开稿纸作文,深悟反观。令人不能不肃然敬之。这是多么纯粹而健康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态度啊。这不但使我时时反省自己过去的书法生活,尤其使我对搞书法的“人”的本质,有更深的体验和较全面的理解。
这种理解与体验,不知不觉,渐渐就化作我们编辑《兰亭》副刊的一种内在尺度。也曾有好意的朋友暗示我,《兰亭》固然可读,但书作水平还应高些,还是要有些名家的东西……可是,我想,他终非编者,一己之见,并不真正深知我们的作者与读者吧。
傅山曾有一句诗:“作字先作人,人奇字自古。”苏东坡更直接主张过“字以人贵”。然而,我真正对书法中这个“人”字的内涵有所体会,便是在主持编辑《兰亭》副刊之时。
我体会这“作人”二字,不仅是指通常的“做人”,不仅是道德品质方面的好人坏人之谓,还应包括人的知识程度,文化修养(人们常说,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),以及文明水准(有知识有文化又不一定是文明的)。而作为艺人,这“人”中自应包含着此一艺术技法技巧之外的种种健康品质,即艺者的学习目的、态度、心境、意志等。
古今中外,爱好、学习艺术的人,多不胜数。但实际上真正成为艺术家者,却少之又少。故不妨说,对大多数人而言,学习艺术主要还是一种文明修炼方式,而非终极目的。所以古人总在说学艺要先学做人,换一种说法便是:搞书法只是很小很小的事儿,而通过学习书法来陶情冶性(如同读书以明智,学法以律己),学会做一个文明高尚之人,才是根本;至于能否成为书法家,或许是较次要的问题。心向往之,手追摹之,便在境界中矣。但若为捞名趋利,在书法修炼时投机取巧,媚上陷下,恐怕与书艺也难有补益;就是混成大名,谋得高位,发了大财,或径自著入“中国书法大师卷”,又能逞享几年?
明年的《兰亭》,大概还将这样编下去;当然,变化会有一些,但加强与读者的交流是前提。
套用一下傅山的那句诗:“作编(辑)先作人,人诚报(纸)自美”。我们将更用心。
2003.12.11(刊于《兰亭》第24期)
《家》(《书法报》1995.2.12)
我的朋友不多,加之生性笨而胆小,怕见生人;又不识棋牌,不会跳舞,交际便不谈了。因而,在外边每玩不转,吃不开;因而只喜欢呆在家里。
家凡三口:我、女人、孩子。一在家里,人就自在了。比如吃饭,不必像陪客坐席那么挨时憋劲,不妨抱起膝头就食,且不妨边吃边唱,或与孩子争抢菜芯儿;可以把脚架到桌上看书,也可在找到想看的书后又不想看;可以随时变脸,并且气生上来,能随时找到出气的人与物:如摔几个碗碟吓唬那女人小孩,或径直地放声责怪女人小子,甚至挥拳欲打。夏热难当,在家里不妨裸而起卧;冬梅欲放,偏不去凑趣谀美,镇日偎在被子中,守那一双手脚。真是不亦快哉!若套用韩愈《送高闲上人序》中的说法,就是“喜怒窘穷,忧悲、愉佚、怨恨、思慕、酣醉、无聊、不平,有动于心,必于‘女人与小孩’焉发之。”
这个在外边既无身高与脸面优势,又乏却阔老与文人风度,因而被扭曲了个性的男人,总他觉或自觉不成其人、不象个人,并常常因此而失掉“主体”;然而每在家中,就俨然是个人了。且极个性:怒乎所怒、乐乎所乐、得歌且歌、泣之所泣,内容十分丰富,随时随地可作淋漓尽致的自我表现。无疑,是这个家,成全他的。是家,使这个男人在言行举止各方面得以成为本质意义的完人,使其生命形式得以调谐到一种自在自如的状态;一旦离开这家,这男人的几乎一半,不啻又是内涵亏虚的皮肉形式。
所以,吾爱我家,也无甚志气离远我家,上班最喜欢下班,出差就数着归去。那年客罢京城,疲惫归来,寒雨落叶,黄昏迷蒙,即至我远远望见吾家楼窗探看着的一对脑袋,最是那一声稚嫩的呼唤穿透雨帘传递过来,顿时,我掮着的百十斤行李与书册,就轻了些。——这就是家的感发力么?!
从别的意义上说,书法,也象是一个家吧?或者说,我正在试着将书艺认作我的家。当初,我恋爱别的女子,而别的女子不恋我,我便爱了现在的女人。那时节尚不知家为何物,只想有个女人就好。这正如当初我的写字,只为别无所长,欲借此逞能,出点风头,免得别人看孬。及至写了十几年,得到几许磨砺、几许体悟,才渐知所谓艺术这东西,似乎全非为逞能现眼者所为,其本味并不在此;也不是象那尊贵的良种犬可以好生饲养,已而脱手卖钱的。艺术,正如后来的家之于我的深层意义:不在于吃热饭睡香觉等生活的供给,而是给了我精神之归依与人性之成全。因此,只有不为出风头、赶时髦,不为展览、获奖或卖钱去弄艺术,脱去这些附加因素,只将之作为一种人格精神的修养手段和自我情性的释放场所,或才可能获致的意趣更多些、意味更永些、意义更深些。
当然,人生在世,或为名死,或为利亡。搞艺术也大率如此。事实上,我还是个“小资本阶级思想”极严重,俗得一塌糊涂的乡下人。这里只是理想着,先在观念上,努力地将艺术认作一个家,去寻觅接近,去好好料理,已而栖居作息,将之计作一种生命的归宿。
胡子记(1996.4.17《书法报》)
我原先在唇上曾留过一笔小胡子(髭也),其后给剪了。
其先之留胡子,一是因懒,二是窃以为标致;再者,即如一位老先生玩笑时所说:年轻人故作老成样。而剪掉的原因是诤友提意见:父母健在,蓄胡子犯上,是忌;且胡子这东西脏相,让人看去不卫生,便剪了。
鲁迅笔下人物曾讲过:一阔脸就变。不料这胡子也是“一剪脸就变”的。向时留着它,从没在乎别人的各式胡子,更未意识其脏相,倒常替那些个嘴脸光明的人难受,觉有女人气。如同无胸毛者看有胸毛人,很少了些男人的性感——即至自己净了面,渐渐地,真觉着有胡子人(无论其修饰得怎样得体)的嘴脸不洁了。懒固未改,但到胡子萌出时,迫于卫生与妻的不适应,总也不时刊落一番,顿然便因这光明清爽的嘴脸,长点精神来。甚至于发觉,那从不长胡子的女性,天生就比男人圣洁。
我素以为自己是个颇有操守、颇讲原则的独立的人,不曾想在胡子问题的前后,心理立场与审美观念竟由矛而盾,从很欣然地蓄胡子一端,走向另一极下意识地自动剃胡子,以至不容和反感别人怎的还蓄胡子。反省一再,竟不能判断,是留胡子好呢,还是剃光它更近乎真理。
由是而迁想到书法上。以我个人为例,先前没钻研过草书,便很不以草书为然,总以为人家在胡闹;后学章草,只认章草最伟大,常怪一般人的草法无来历;即至学作大草,忽又恨章草折手蹩脚,放不开不连贯。如此翻覆。从书坛讲,许多人因在“传统主义”中,不也很反感“现代派”么?经过些岁月的人,不也有老在呵斥年轻人功力不足急于求成的么?反之,“现代派”也常危言“传统主义”是末日,年轻人也有不服、或暗骂老前辈顽固不化可以死矣者。我于胡子问题前后心理好恶的不能判断,亦可度之书法史,其发展变化及其方向,也有其不可逆料性:昨是今非、昨非今是之例不鲜;而今是明非、今非明是者,亦大有可能。故可说,今天所有书人的所有艺术劳作,都应“存在即是合理”,不必站在各自本位而功利地、势力地对别的主义、别的风格武断地臧否和护持;所谓“时代特征”,往往是惟马后炮才中,而不在历史中不可以正确指点。
——于今,我又故意留起胡子来。迷信忌讳固不讲,但考虑唇上的髭的确有妨卫生等,便移植于下巴颏,即须也。这须,只蓄1厘米左右,所谓点到便止也。这用意与标致无关,只在警示自己,自容容人也。周围有许多蓄胡须人,扩而言之,人之毛尚未全进化掉。这些个毛,有的只存头上,发也,或顶上不发而倒络腮帮,胡也。有只留髭的,有只留鬓髯的,式样不一,部位各异。或本有毛却一根不放削成明头亮脸的,甚至个别女性,因为遗传也生有微髭,或竟又硬往眼睑栽假毛的,不一而足。总之留不留、如何留,不过私人爱好,不过体外形式,并不影响其为人的本质。即如书法,颜柳欧赵,古典现代,或新古典、后现代,皆有其倾慕者;不论其观念、形式、风格、手段若何,只要是诚心为艺术、为丰富其人生,可矣!就是把书法搞成了绘画,搞到音乐舞蹈,甚至恋爱、炒股那里去了,也并不妨碍我的自在追求,书艺之天绝不塌下。
当然,各人的追求有主观自由,不必受人捏搓,但书艺的自律是客观无情而又公平的。
为《黄石印社首届社员作品集序》手稿
新亚谨启
此手稿直接印入书中,未另排印刷字也。
私 书
《书法报》1996.10.2三版刊发
若君,自去夏藏起硬笔,日常书写如习文、书信等,便一律毛笔。其始只为练肌肉,试耐性、习静;内里或也有藉此追怀、体会古人书境那一层。初,亦不能持恒以毛笔,但愈往后,愈得趣,以至不可或离,似成了一种生命的必需,而其中的兴味,则颇难道明。
今时的书人,皆有一共同感会:无论在公开场合抑或闭门家中,只要一操起毛笔,便意堕书艺——临帖或创作,便莫名地生出几分紧张感。何故?因为在他这笔墨背后,早已俨然层围着成千上万的观者,有千万双眼在指凿,有千万张口在嘀咕着。你的手笔一出场,你的神志就会不由自主地进入表演状态,即使你说得轻松极,做得潇洒极,忘我了,物化啦,但在清醒的意识里,仍在为那出戏中的角色“作秀”。而这角色与其本真的人格精神,却很大程度地被表演割裂了。也许我夸大其辞罢。可是我们在书法行程中所承受的心理负荷,较之先贤,实在是重得多多。
自然,重将毛笔招回日常生活中,是背于现实的。它早为键盘时代所鄙夷,亦非当代书人自卫的妙术。然而,凭借着这一简单的操练,在若君私人,确实导引他勘察到了一个别人不曾发现、仅若君私有的精神世界与价值维面,并由此获得一种向日不曾有过的欢欣。因此,若君将之名作“私书”,即非公开的、纯私人化的书法,其立意颇近于历史仅存的只在女人世界传读的“女书”,她是为逃离男性文化那强权的侵略性目光而创造的。
在用毛笔造句属文时,若君便完全甩掉了世人的监视,只沉迷于自己的精神花园,缘着个人的觉思前行,或自言自语。等闲之中,他不但真切地省视到自己的心灵奇景,也更亲近地观赏着这一景观的独特构成形式:书法的文字。在对那完全非意识、无他人涉入的书写谛观中,若君比平日面对历代书迹苦思枯索时,所获有的关于文字演进与书艺表现的信息更丰富、思致更深密,意象缤纷。而电脑也好,硬笔也好,则全与书境无干,其写作过程更不能使书者超越工具使用,而达于书艺的本体观照。
毛笔书信亦然。古人于无意公开的书札中所表现的生命感觉,之所以那样新鲜活泼,根本原因在于,他只在其精神密室里,燃一支烛,相约与一二好友作笔墨私语,倾吐相思,品味孤寂。故其逸笔草草或端肃恭敬,莫不本于当下的灵府实况。喜热闹是人的类性,但精神个体更宜在清冷孤寂境界中得到心灵润泽,使其神(诗)思空明,翥高致远,于墨痕之断处,聆听万古江流。若君通过这独有的体验与内在谛观,烛亮了艺术心房的某些晦黯之角,终于瞥见他的笔墨与他的人之间,那种深沉致密的血肉粘连——那无须“作秀”或被人指点的内面的自在诉述,如同自觉饿了,便寻饭吃,再无须听人说“你需要吃饭啰!”
许多人都企图通过书法,找到那个真在的“我”,而许多自许已找到了的,实际上只是那个附属于传媒的、展览的、时尚中的“自我”。这个并非内在的“自我”,时刻占有着他的人生空间,决定着他的艺术态度,并成为包装他的“艺术礼服”与“精神外套”,他若要出门赴赴会,必先为之洗刷、熨烫一番,他不得不为自我的形象操劳,否则,将被时尚的舞厅拒之门外。
若君也有这么一套礼服,他亦常常被外套硬裹着而苦叹,幸而他享有其私人书法。私书的地位固然卑微,领地亦甚狭小,却给了那外套中人与自己灵魂私晤的机会(最大的自由,正在那最小的空间与最大的不自由中生长!)。记得邱振中的书展中,有一“待考文字系列”,问其之所以,说在这种形式的书写中,他获得的笔墨自由大大的,许多“现代派”书人,对传统的解构或抛却汉字,也是为寻求表达的自由,这并不错。可是,无论哪种情形的创作,仍然未能逃脱众目之睽睽,其主观上也依然是情愿为公众、而不是为自个的创作,这在精神本质与心理境况上,与若君之所谓私书去如南北。
老托尔斯泰一生不辍日记,那是他个人“与上帝之间的秘密”。但就在娶了心爱的女人之时,其灵魂的安宁亦随之失去。他屡次有记:“这个薄子(日记)里写得几乎全是谎言——虚伪。一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后看我写东西,就减少了、破坏了我的真实性”。直到82岁那年,这倔老头子终因不愿再将日记给心爱的老妻看,而离家出走,10天后即病死于一个小车站上。不能为自己写日记,他的那份宗教感情被亵渎了,毋宁死!——若君之所以癖于私书,其深意或也与托翁之于日记相近。他之于私书,并非反时髦而矫情地制作另一种怪癖现象,以媚悦于公众,相反,那是为了暂时躲到那间无人打扰的耳室,蜕去“作秀”衣冠,袒裸躯体若婴儿,以便搓去身上的尘垢,拨匀怦乱的心律,使将来那“书法的我”与“我的书法”,趋向性灵的合拍,开香一朵自在的花。
一件作品 一张网
此稿《书法》2001年12期刊发
我对书法经典的认识,具体到一个点吧,试以被称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的《寒食诗帖》为例。其基本内涵,可列于下:
① 北宋人苏轼,在其特定的人生时空里,有感于当下的生存境况,遵依古诗格律,而排列出的一个独特的汉字方阵,即纯粹的《寒食诗》。在这个方阵中,每个汉字的前后次序,已不容变动。(此中包含的问题如:究竟是什么激动了诗人,要进行这一汉字的组合呢?对于书家来说,这种被诗人偶然组合成的先在的汉字串儿,会潜藏着、规定着怎样的笔墨结构,又会埋伏着怎样的书写障碍与造形难点呢?……《寒食诗》的文字结构本身,是无所谓佳劣的,这要看谁去写她。)
② 如果流传下来的《寒食诗帖》不像颜真卿《祭侄稿》那样是最初的文本,便是在诗成之后的某个时空下,苏轼又用他那独特的书写方式,按这首诗所既定的汉字次序,将之抄写于一纸卷上,便成了我们所见的“这一个”《寒食诗帖》。(此时便又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:苏轼抄写这一《寒食诗》时的意念、心境、态度等如何?与其吟诗之时,是否有异?其关注点、感觉点在哪里?是否像我们一样全在笔墨形式上?比较前人书法和苏轼既往的翰墨,《寒食诗帖》有何借鉴、承沿,或超越?其原创性何在?……)
③ 因为《寒食诗帖》笔墨形式之独特,具有较丰富的审美潜质,在流传之中,便不断地为人们所发掘和享受,渐而奉之为“法帖”。于是,凡见过“法帖”者,都会或多或少地被影响,被感染;同时,这些被影响、被感染者,也在各自的书法?文化背景下,按照各自的书法经验和审美理念,对“法帖”作体认、评判。继而,这些体认与评判也与“法帖”捆绑在一起,流传着,再影响、作用于后来者;而后来者也不断地对前人的体认与评判,作新的发明,或修正、追加,如此层层叠叠,代代传递,使“法帖”的内涵和外延越来越丰富、宽展,并一起溶汇在滔滔的书法传统洪流中,润物细无声,化育着书艺之来者。
——这大概就是“书法经典”的生长过程。某一作品愈具有笔墨形式的原创性,审美潜质愈丰富,便流传愈久,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经典;反过来,某一作品一旦被人们视作经典,其审美意蕴就会与时俱增,其文化吸纳力,美学放射力及精神张力,就会日益强烈,其权威性亦日其隆焉。
而一般的作品,是难能达到如此境地的。
因此,我们今天所面对和言说的《寒食诗帖》,早已不是苏轼刚写成的那个帖子了,也不是元明清人所见到的《寒食诗帖》,她早已从一张小字纸,变成了一本大书,一部书法个史,一部审美批评史、一部风格传承史……她是历代文人、书家的集体创作成果(若今天起苏轼而自审其帖,他也定会大吃一惊的)。其所附着的信息量(也可称作“包袱”)越大,给后人的启发越多,同时压力也越重。而另一面,只要我们是搞书法的,不管你知觉与否,乐意与否,实际上,你已在书法经典的魔掌之中,被她压迫着、捏塑着;而经典书法之精神,早已生化为一种基因,潜流在我们的血液之中,沉游于我们的手笔之下。
所以,搞书法,不能绕过对书法经典的体认。要理解经典之义,须面对整个书法传统以至整个文化传统;要体验某一经典作品的内蕴,亦须面对这一作品自诞生以来的与之相关的全部历史事实。只有正面经典,并透过经典,才能从大传统中脱然独立出一个“我”来,从而创造、建设新的经典。否则,根本不可能
“反叛”和“超越” 什么;换一个说法,在自己不能抓着头发提起自己飞过书桌之前,最好还是不要大谈“创新”为妙。
实际上,我正而八经所谈的这些,也不过一般性常识罢了。
转型时期书坛的体制性弊端
刊于《书法》杂志2002年第一期
“体制改革”、“体制创新”,是党和政府近一个时期工作报告的“关键词”。
书人皆知,不管你书法水平多高,若想在社会上确立你的“书法家”身份,非参加唯一的由书协主办的书法展览不可。这是加入“书法家协会”的必要条件。
然而,众所周知,书协所办诸展览,多无明确学术指向。无论届展还是专项展,在征稿、评审、展出、出版诸环节,皆处于自流状态。这是因为,这一机构中的“领导”,是官方的,他定的,届化的,代谢的。具体办事人是岗位化的,流动的,非严格艺术(学术)策划(主持)人,办展基本也是事功性的,故不可能具有“可持续性发展”的想法与境界。又因为这一展览机构的唯一性,“准垄断性”,故也无须考虑什么“品牌意识”——如果一定要“策划”,那大概是如何拉赞助、收评审费。尤其是近些年,受市场经济的冲击,举办书法展览,实际则是将“艺术行为”暗转为“营销行为”,将书法“艺术展”,内化为“商业展”。(某一大展,连几届的作品,包括全部来稿,或归于所谓赞助人,由被赞助人转卖,或由主办者直接变卖给拍卖行。)办展人大把大把地捞钱(皆装入私人腰包,因并未见有相应的奖励或基金会之类)——而书协所特有的“体制性权威”,仅成了他们的金字招牌;广大书家则成为他们捞取巨额利润的义务工。当然也有一小批书家获了奖,拿了一点点奖金什么的。这少数几个人中,除极少数属作品出色加偶尔走运之外,多数人若不是已作了期货性的感情投资,便是用现金和其它交易所得。实则,他们也基本是收支平衡的。——可怜,入展、获奖,谁不需要,谁不期盼呢。
在办成一个展览后,体制内的合法主办者所收获的,除了金钱,还有“推动艺术事业发展,培养新人”之类的辉煌政绩,或官加一品,位高一级,他便成为天下书风的司令员,具有至高无上的学术尊严和审美号召力。尽管问题明摆着,终也奈他不何,对他不能批评,不能说“不”……由于这一问题的根本,在于目前单一的、却是“政治上合理”的书法艺术体制,早被社会习惯所接受,“约定俗成”了,书家也就懒得思考,无须思考,思考也枉然。那么,对那些个缺乏学术思想和艺术追求的大展,要么认同之,投机参与,不惜将自己的思想和个性消磨掉,以期获得现有体制的“户籍”,安然地做一个“体制中人”,获得好处多了,便成为其鼓吹者和“帮闲”;要么,坚决放弃参与现下的展事,狷介独行,甘为体制外的寂寞人。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定力,你将因此成为一个没有户籍的书法黑人口;要么,既获得进入体制之门票,落实了身份后,在不乐意时逃至体制的边缘,搞自己一套去……
现有体制下的单一书展机制,及其非艺术自律的操作和准学术垄断,因其“不可抗拒性”,不但逐渐消解着书家的风格和个性,导致流行书风日益泛滥;也大大地滞缓了书艺体制向现代多元发展的节拍,使民间性的、流派性的、商业性的艺术机构的发生、成长,和更符合艺术现代化的展览运作极度困难。比如,由于官方、社会大众,甚至书家自己,只能被动地承认体制之内的书法“成绩”和“荣誉”,对体制之外的艺术机构及艺术活动,往往视作不“正宗”,不“合法”,使得很多书法投资者、经营者,也往往不敢冒险参与非书协展览机构的书法活动;一些很有实力的民间艺术机构(如画廊),甚至艺术学院,艺术媒体,和身在边缘的书法家(如前卫性书家和非书协群体),对自身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认定。在举办活动时,不得不请得(或购得)书协的支持,请到书界头面人物出场,才好将事情办出声色来。由此看来,这些体制之外的书法分子,起码的自信都不足,至少在近一个时期之内,是不太可能成为现有体制的竞争主体的。
(许多书协的头面人物,正是借助于这种“体制性权威”的光照,使人们很容易将之误同于“艺术性权威”,将他们在协会任职的高低,等同于其艺术水平的高低。这不但让某些书协“领导”一旦在官,字价飚升,大发横财;也使无官职的书家对书官顿生向往,拼命钻营,权钱交易、以权谋私诸问题应运而生;更给刚刚启动的书法市场造成很大混乱。而现体制本身,对此则缺乏相应的制约、监督机制,来自下级、民间和舆论的呼声,又往往被上级“权威”所压抑、干预,致使书坛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。这就无须一一例说了。)
失“信”
原刊于《书法报》1998.7.27《兰亭》栏目中
电话已日益普及。写信,人们甚觉费事。忽儿又有电脑,即使“写信”,那字码一个个、硬梆梆,可听见机键的卡嚓嚓,却感不到多少人情味儿。而毛笔书信,更稀罕;自硬笔行时,那毛锥子由伤感而颓废,已经许久了。在这“忙啊忙啊”的年头,倘要将书信当作文章去写,更是指望不得。
书信,是一种重要的传统文体。任何一本古人文集中,皆可见有专类的“书(信)”。而专辑的古代书信(尺牍、手札)集,如清人许葭村的《秋水轩尺牍》等,亦多多。好的书信,情真词美,读之如对其人。说书信体是传统书法中最普遍应用的一种“书体”,当无人反对。钟王苏米,手迹俱在,皆成法贴,自不待说。只翻翻鲁迅手稿书信集吧,那些信,不单内容有味,字好看,就是信笺,也极考究。不论居厦门,还是海上,他总不忘于信里拜托京中好友,从琉璃厂搜购各家所制信笺。鲁迅,大约算是中国“书信艺术”最后一代的自觉欣赏者与创作者罢。自此而下,我们这文化传统中,便开始失“信”了:先是失去了笔墨的古典趣致,继而失去了写信的优雅文心,接着又失去了作信的情怀。终于,人际往来授受间,那可凭可信,相契相赏的书信文本,也将日益消亡了,还连带着传统的信笺工艺。曾经几千年文人雅士精心培养、发育完美的致密的书信感觉细胞,终于麻木、坏死在现代化的机器轮键之下。
当几页书字(空间上的)被几分钟电话(时间性的)所替代时,便再无从享受在绢素上、邮亭间那时空绵长、阔远的耿耿怀想。硬笔、电脑方便矣,却使人无以享受那毫颖纸墨相摩挲,温柔如亲友爱人间的心目关照与触肤体验。因了电脑的冷漠操作,友朋寄语,便少了生动,多了生硬;又因电话声音易逝,不足凭信,爱人传情,便多了诳语,少了诗思。这真令人惘然。
人们说,生活节奏太快,来不及……那为什么不静定下来,悠悠地写一封信,去调谐你的心境与精神节奏呢?艺术原是用来调剂和补偿匆匆人生的。我们书人亦说,要追求最高的艺术生活与审美享受,又为何不肯将书艺融入你“文人”的生活,使庸凡的日月艺术化一些呢?即如,从日常书信中,去感受书法的美趣,并惠及你的友朋——也使善为书信的先贤不至于有如李、杜般“音信千里绝”、“亲朋无一字”的落寞感,和黄山谷般“灯前写了书无数,算没个人传与”的千古喟叹。
我的书法生活
原刊于《青少年书法报》200.3.7一版
网上答友人语
□陈新亚
■新亚学王蘧常先生章草,之所以不学其高古苍老,而突出书写的流畅性,是因为王老的高古苍老,不可学而立成。与其学而死其门下,不若避而求其新生,显我固有之年轻灵敏也。照此做工夫,数十年之后,料王老于九泉,不至于责我保守。
■新亚不欲作“老笔”状。若他年写到手笔能自作主张时,任其老到浑成可矣。而新亚尚不甚老,故每欲于笔下清洁明白,不肯含糊;尽管仍有较多未能不含糊处。——此正是不敢含糊的原因。我以为,年轻时可不必言“创新”,不须亟亟于风格建造的。事事若不以一生之时间计度,则难能成其大也。
■王老之章草,并不只是章草。其间更有篆隶碑简在。若学王老之章草而不从篆隶碑简等处寻找入口,恐甚难;若从篆隶碑简等入,而失其乘除加减之比例,亦易走偏。我学王老十七年,而从章草之外拾掇,占十二年还多,然仍不敢言能得王老真精神也。人皆言我太近王老,实则既不知王老,亦不甚知我也。
■作草“痛快”易,而“沉着”难;能“沉着痛快”兼于一纸,最不易。草书非快书,快勾乱圈不难。关键在于其书写、线构过程中,所表现出的挥运节奏,笔墨韵律是否强烈。
■我之所谓“大”,是大器也,非大幅之类,亦非大字。弟以为艺无古今,惟妙为尚;字无大小,惟精是求。
时下朋友们总言“创新”,然于古人似新一些,于同时之人,恰不能新。岂不是又落于“今而同弊”的另端?实则,古也有远古,中古,近古之别,若要新于古人,究竟当是以哪一个古为参照呢?故与其求新,不若体古;能体会古意,能接到古人鼻息,庶几乎创新。
■新亚自1995年弃去钢笔,基本是不再以之作文、写信了。然又觉平时所作章草大草,皆不宜于书信稿札,始悟知古人于书体(如稿书,榜书,殳书等各有用途,各适其宜)之分说,不为故作高深也。因此,又临习鲁迅手稿数年,终于差可致用矣;然离美好尚远,新亚亦能自知之。
■适庐先生欲问新亚所谓“书法生活化”,弟亦不能确言之。简单地说,就是将毛笔纳入日常书写之中(倘若将来有毛笔可直书入电脑的软件,弟亦将舍键而就之焉)。关键在于,让人时时葆有一种毛笔书写意识,使精神-感觉-思维,即心,眼,手,时时处于毛笔的状态之下。这样便可缩短心与手与笔与纸之间的心理距离,不致一提起毛笔就心发紧;亦不致只要写毛笔字便创作了。
■我目前于书法的用功,主要是章草、大草、行楷。手札一体,则纯为日常实用而作,并非为所谓创作也。而篆、隶,尚不作为我个人书体之一种,只是作为我以上诸书体的必要补充而已。人生不过百年,作“全才”很难。我只是想于草书作一些小的尝试。
弟于书法风格或个性的打算是:先于章草、大草各用力,以尽我之笔性(亦为发其潜能也);至50岁前后,逐步试将二草相合,看成一非王非黄的东西否。而我之所谓“行楷”,则仍其流荡,随其将来自然结果罢。
在形式上,我力求章法的有机性(这一点有些同道并未意识到是个问题),尤其是大草。每一作品,均力求每行每字每一点及墨色等,在大章法中的组织性与必要性。力求避免:在一幅作品中,有些字、行删去后,于其篇章的完整性仍无影响。反言之,这些可删去的部份,对此一篇幅而言,原本无结构意义。一些国展作品多有此弊——那还是传统式的“单字意象”之潜在作用罢。
■我一直很在乎书法中“笔势”的有无。并尽可能地发挥其在创作中的作用,将之视作最好的“书写——结构”动力机制。如果中国书法失去“笔势”,则所谓“书写性”无有也;则其结构过程中,亦将有失内驱力。那样的话,更多的可能,只好于摆、搭上作文章了;而鉴别与评说其书写之“自然”、“天然”与否,亦将难得真正本质的参照点了。
■因近几年颇用力于古人山水的临习,弟亦渐识画史画家。其中,黄宾虹先生是我尤钦佩的大家之一。他基本袭用古人山水图式,以至用笔比古人更具“写”意,但其绘画语言却给人以全新的感觉,且天机一片。此得力于功夫呢,还是得力于悟通?
由此我深感:真要创新的话,不靠喊口号,也不必太计较某一技法之新旧。因为一件作品的构成,元素很多,关键在于作者有无足够的审美修养,并由此对相关的艺术元素进行调和、提升。能于此处作分解、组合、团结工作,即使其作品非新意百出者,也是一件高品质之作。甚至可以说,其市场价值也不会太低。
所以我总认为:艺无新旧,但看高低。而一味高唱“创新”者,大约有三种人,要么,欺世。要么,自欺。再则,被人欺了。
■我追求点线的洁净与纯粹;追求技巧的深度与作品的难仿;我注重个人风格的可持续性丰富与完善。故从不自我背叛,亦不急于求成。等我老去,吾书亦老。
■或问:新亚先生似颇自信。此自信从何而来?
答曰:一,时下不少搞书法的先生,每将书法定位于“供给”生活。一旦不成,掉头而去。而我只将书法定位于“调剂”生活。即使不成,附庸的也是风雅。二,现在的人多不太勤快,我只须略比人勤用点工夫,即可胜人一筹。